章诒和是没说错：告密是恶。但是她洋洋洒洒的只是不见正面回答别人的问题。提问者无非想说

1。你说某公是告密者是卧底，这是需要拿出证据的来的，单单简单的推测不构成证据。更何况人家是一生清誉的耄耋老者。（当然为尊者讳这个提法是有点问题的。）

2。你含沙射影两次说到某人与女婿乱伦，这也是需要确凿证据的，不然不是含血喷人了吗？更何况人家已经作古。

归结起来，无非是想要章拿出凭证来支撑她的种种描述。

但是章的做法是，抓住告密者是可耻的这一点不放，完全不理会其他。于是这场对话变成：反对方说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A为什么A？章回答说，B就是B，这难道不是真理吗？我有什么错？

就事论事，完全没有必要动气，何必总提起对簿公堂。

章的一切回忆也不过一家之言，实与不实都有待推敲。

以下转载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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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诒和﹕我没错

撰写〈告密者〉和〈卧底〉两文，缘于心之巨痛。此后的热议，大半在于以往形象的颓塌。文中，无非讲了两则故实，说了一点感受。好在眼下不比从前，当年的告密者和卧底人，已不敢义正辞严地为自己的作为辩护，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。这说明我们社会在进步，人们心中的恐惧在减少。太多的读者来函来电声援；质疑和指摘也不在少数，这些我都心领。温婉的劝告、严重的质疑、尖锐的批评，方式各异，归纳起来，内容有三。一，告密、卧底诚然不对，但帐应该算到毛的头上，大奸大恶叫他一人全扛了，纯属制度问题，跟下面的人无关。二，告密与卧底，虽为人不齿，但放到当时的环境中，一切皆可原谅，不揪个人为好，社会「疮疤」揭不得。三，要从大局出发，别太情绪化，向前看嘛。对我个人的不满，其实只有一个：寓真先生在〈聂绀弩刑事档案〉里都没明点，你凭什么断定告密者中就有黄苗子？人家求的也是真，有个白纸黑字，才算眼见为实。求「聂档」所寓之真，原本不错，但这些质疑和指摘，真的对吗？是我错了吗？

「隔江和泪听，满江叹息声。」往事并不如烟，往事也不全是故事。延伸到现实的历史，就不再只是历史，它已化为现实。只要学生还在奉命举报教师的课堂言论，只要电话和邮件还在被监听和监控，密告和监视便不是往事，它仍然是我们当下活生生的存在。中国文人有两部历史：一部是受歧视、受侮辱的血泪史；一部是做帮闲、做帮凶的丑恶史。「奉旨告密」，颁旨的主子固然可恶；但卖友求荣，就因其当上了奴才，做了帮闲、帮凶，便该免责吗？文人受苦受辱，梦想覑能作帮闲、帮忙甚至帮凶。所以，血泪煎熬中搅拌覑罪愆丑陋，天天如影随形。自古主子统驭之术，就是用文人整文人，只有这样才能刺入骨髓——破解「聂诗」玄机，唯有高人知音。要想留住真相，不让它随风散去，对这两部历史，我们就都要总结、反思。正视前者需要勇气，正视后者需要更大的勇气，既不能靠瞒和骗，也不能乞灵于春秋笔法，为尊者讳和亲亲相隐都无济于事。在这些方面，多少教训堪数。而任何人曾经的恶行，也不会被此前此后的劳绩善举两下扯平或相互抵消。。”《中国式告密》：最黑暗最肮脏最无耻最下流也是最可悲的档案。

「隔江和泪听，满江叹息声」

苦辣酸甜一吐为快，见仁见智褒贬由他。我写了看到的，讲了想到的，我会对自己的观点、态度和情感负责。论者没能看到和想到，那也在情理之中。有谁觉得有损于某人的清誉，尽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。有主子的时代，能将聂绀弩送进监狱；讲法治的今天，当能把我打上公堂。好在大家的墨宝白纸黑字，尘封的档案毋庸质疑，只须有朝一日见了天日，悬念自会一一解开。至于现在讨论的档案公开问题，我举双手赞成。建议把聂绀弩数以万计的文字、卷宗，把足有一人高的章伯钧、罗隆基档案，办个展览，全国巡回。叫中国人民，特别是让今天的青年人长长见识，开开眼界。很好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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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歧所在——回应章诒和先生的《我没错》

就《告密者──谁把聂绀弩送进监狱》（以下简称《告密者》）一文，我作为读者与作者章诒和先生的分歧不在于谴责告密者，而在于证据，落实证据是谴责甚至审判告密者的前提，从章文依据的寓真《聂绀弩刑事档案》（以下简称《聂档》）里找不出黄苗子告密的确实证据。章先生对拙文《黄苗子告密辨析》的回应是：“原在在山西高院任职的李玉臻（寓真）先生的文章，是十分严谨、有根有据的一篇文章，李先生是用的排除法文笔，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是谁谁出卖了聂绀弩，但读者是不难读出的。其实，还有很多更冷酷的事实，笔下还是留有余地的，还是有些不忍。即使走向法庭，也有事实依据。”缘此产生了另一篇拙文《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》（以下简称《人权》），旨在批判有罪推定。

读了章先生新作《我没错》，觉得有讨论的余地，感谢她体谅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读者要看到白纸黑字的愿望，赞同她关于公开有关档案和全国巡展的主张。失望的是愿望没能实现，章先生用“当年的告密者和卧底人，已不敢义正辞严地为自己的作为辩护，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”来证实自己对了。一个死了4年多了，一个 96岁，重病住院，面对这样的对手，能叫胜利吗？更令我失望的是章先生的蛮话：“有谁觉得有损于某人的清誉，尽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。有主子的时代，能将聂绀弩送进监狱；讲法治的今天，当能把我打上公堂。”对号入座，鄙人只试图求证，并无假设之胆，至于将聂绀弩送入监狱和将章先生打上公堂，就不攀挂了。章先生一再提“走向法庭”、“打上公堂”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手里有什么证据，亮出来就完了嘛。我想,这也是广大读者，或者说像我这样的一部分读者的简单要求，我们这些人既无缘查阅山西档案，又不能与黄先生当面对证，更何谈拥进公堂旁听，只是盼着从纸媒和网络上看到证据，影印的墨宝或打印的密录或追记的话语都能提升指证的可信度，甚至直接把告密者钉到耻辱柱子上。我实在不明白，章先生为什么宁愿当被告对簿公堂，却不肯对自己的读者公布证据？冒昧进一言，何必非要拼你个破家当产，换他个身败名裂？

《告密者》中有两个说法，窃以为明显有误，提请章先生核实：

其一，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是不是黄苗子的墨宝？章先生说“好友加好酒”套聂绀弩的醉话，《聂档》里引了这封告密信的开头：“我昨天去找了聂，与他“畅谈”了一阵。下午，我带了一瓶酒先去找向思赓，向看到有好酒，欣然同往聂处。我打算约聂外出，如果他不愿外出，那就去他家里喝。去时，聂一人在家写诗。我提出了邀请，聂很干脆地答应了。傍晚时，到西苑餐所后，听聂的安排，在露天座里喝酒，等到晚8点吃夜宵。于是第一次买了火烧、炸虾、猪肝、蛋卷、腐竹等喝酒。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什么。等到酒干了半瓶之后，聂已酒酣耳热，他单刀直入地展开了一场反动的谈话。”认识黄苗子的人，都知道他不喝酒，一辈子滴酒不沾。莫非黄苗子告密也要撒谎，编出这么个喝酒的场景？这封信还告了另一个人：“向思赓在旁边不时帮腔。”这在当时不是无对证的。

其二，“由于坐探当得出色,到了1964年,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,就被频频搜集起来,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,字字见血,刀刀入肉。于是,就有了那个“王八蛋”的批示。罗瑞卿还批示道:“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,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,如够整他的条件……设法整他一下。”罗瑞卿1959年9月就不当公安部长了，1964年的批示是不是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写的？

《我没错》里批评“为尊者讳”，这个我认领,同时认领张耀杰先生《章诒和笔下的真相与人权》对我的指责：“摆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一百零一条‘公民、法人享有名誉权，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’，以及西方国家的隐私权保护法，一口咬定‘章怡和的行为，古今中外都是异数，毒舌八卦，无法无天’”。拙文《人权》原文为：“章文认为，聂绀弩知道是谁把他送进监狱的，他出狱后继续和告密者来往，是因为家庭悲剧。文章末尾，章诒和又一次对聂绀弩的妻子周颖鞭尸，重复那不知有没有的惊天丑闻。中国古代有“为尊者讳，为长者讳”的行为准则，今天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一百零一条，‘公民、法人享有名誉权，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’，西方国家则有隐私权保护法。章诒和的行为，古今中外都是异数，毒舌八卦，无法无天。”这一段话与告密无关，说的是隐私权，话或许重了，但我实在不能容忍将这这种捕风捉影的八卦诉诸媒体，这是对这个家庭的名誉谋杀，既毁死者，又害生者,不属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范围，在任何国家，只要当事人诉诸法律，八卦者都会败诉，赔偿道歉。仅就此而言，章先生也不是没错。至于告密者，为人不齿，理应昭之天下，无所谓尊，更无须讳。

2009年4月于莱茵河畔